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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专栏征稿启事
<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命题,本刊针对“高质量发展”专栏进行征稿。诚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青年才俊踊跃投稿!一、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1.人工智能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2.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3.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4.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5.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专栏客座编辑
<正>钟昌标宁波大学商学院和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荣誉院长、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议评审专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和数字经济理论。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等2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
周十同;王晓丹;石玉堂;文章利用2000—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考察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扩大了内部薪酬差距，而差距扩大的来源主要是管理层薪酬的提升幅度高于员工薪酬的提升幅度；机制检验显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管理层风险补偿等途径推动薪酬差距扩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作用在大规模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地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较弱地区更为突出；结构性分解结果表明，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扩大了超额薪酬差距，而对合理薪酬差距的作用相对有限。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能否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
莫龙炯;郑芮娜;于井远;文章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国资监管体制“管资本”改革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引领作用。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减轻政府干预下的政策性负担、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研发强度和增加数字创新投入是重要的作用机制。在市场环境不完善、政府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严重、法治水平高的地区，技术密集型和竞争度高的行业以及中央控股的情况下，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效应有助于以产能效率提升为特征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深化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改革、破解技术“卡脖子”困境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结构韧性及中国角色
玛尔江·胡安别克;古丽娜尔·玉素甫;文章基于2005—2023年全球200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视差滤波与多情景模拟攻击方法，考察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结构韧性及其中国情境。研究发现：网络核心结构从“欧美主导”转向“亚太崛起、多极协同”，新加坡、印度成为关键枢纽；网络韧性“先升后降”，2015年因多中心结构达到峰值，此后回落；网络具有“节点敏感型”特征，节点攻击的破坏性远大于连边攻击；中国节点对全球网络影响有限，但对亚太及“一带一路”区域网络影响显著且呈增强趋势，中国已成为区域关键枢纽；中国进出口布局持续多元化，对美依赖减缓。研究为理解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稳定性提供新证据，并为中国优化网络地位、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提供政策参考。
揭开供应商“漂绿”的面纱：客户人工智能应用的绿色治理效应
任广乾;景曼;赵强;文章以2011—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人工智能应用对供应商“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人工智能应用通过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和创新效应，能有效消除供应商“绿色舞弊”行为所需的压力、机会和合理化三个要素，进而抑制其“漂绿”行为。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地理邻近的关系嵌入和高客户集中度的结构嵌入会强化客户人工智能应用的绿色治理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供应商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属于非重污染行业以及为国有企业时，客户人工智能应用对其“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遏制供应商“漂绿”的新型治理途径，为推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工业互联网驱动制造业数据资本形成：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伍先福;余雅;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可为企业高效利用数据要素提供良好条件。文章以2015—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数据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能显著提升其数据资本形成效率，且该作用主要通过数据集聚效应、要素协同效应和迭代创新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所属行业垄断程度较低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已上线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对数据资本形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为持续提升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提供了微观证据和新视角，并对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算力部署与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朱诗怡;赵瑞瑞;李宾;文章基于201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经营许可证信息，实证检验算力部署对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算力部署显著促进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机制检验表明，算力部署通过提高数据资源开发程度和供应链配置效率发挥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协同强化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在高层次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表明，算力部署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专利的技术影响力，并促进颠覆式与渐进式创新产出。研究结论为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与制度安排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传统制造业企业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基于古井集团的案例研究
杜鹏程;丁玲玲;陈云;倪清;当前新质生产力研究多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忽视了传统产业的质态跃迁问题。如何以数字技术驱动传统制造业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重要课题。本文以安徽古井集团为案例，揭示传统制造业通过数智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呈现“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生态价值生产力”三维结构，历经“要素数智化筑基—生产绿色化升级—价值生态化创生”三个阶段，遵循“技术赋能—机理变革—质态跃迁”核心逻辑。企业通过“生产要素优质化、生产过程绿色化、生产模式高级化”三大机制，依托“智能化制造、绿色化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三条路径，重构价值创造体系，实现跃迁。本文突破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预设，构建了整合性分析框架与可操作范式。
国家财会监督改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财会监督改革试点的视角
吴玉彬;陈家创;石福安;文章以2019—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财会监督改革试点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会监督改革试点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财会监督改革试点通过发挥制度效应和市场效应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表明，财会监督改革试点对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短视倾向程度更高的企业以及法治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企业，财会监督改革试点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财会监督改革试点的微观企业治理效应，并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